新加坡《聯合早報》在評論閉幕的今年兩會時說：“中國將‘保增長’與‘保民生’掛鉤是實現經濟轉型戰(zhàn)略的前奏”。“保增長”的確在兩會上被稱為“最強音”。

這里涉及到三個中心詞匯：“保增長”、“保民生”，與“經濟轉型”。

“保增長”即大家已經熟知的“保八”，即2009年中國GDP增幅不低于8%；“保民生”大家也不陌生，就是完善全民社會保障，提高社保的覆蓋面。這“兩保”是比較明確的，民眾是眾所周知也普遍擁護的，尤其是以提高社保覆蓋率為核心的“保民生”。

但是，第三個核心詞匯“經濟轉型”就有點另當別論了，不僅很多人不知道其具體含義，而且即便是知道一二也并非一致認同，它更像是一個源于學術圈（準確地說是來自于某些經濟學家）的一個理論性、政治性意義大于實際學術意義的觀點。

早在五年前，時任發(fā)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楊宜勇研究員主筆寫了一本《加速轉型期－－加速轉型中的發(fā)展與改革》（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書中指出：中國目前已經進入經濟社會發(fā)展加速轉型期，在這個時期具有以往許多不同的特點：

①從經濟結構的轉型趨勢來看，中國經濟將由生產主導型轉向為流通主導型；

②在競爭機制和價格機制的作用下，資源約束型經濟正朝著需求約束型經濟轉變；

③已經實現了由短缺經濟轉向低層次的過剩經濟轉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供過于求將成為市場的常態(tài)；

④由于社會組織結構的三足鼎立，客觀上要求從審批經濟走向法制經濟和自主經濟；

⑤深度市場化導致未來分化繼續(xù)加速，抵御分化加速的力量正在形成之中，社會分化導致社會價值觀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⑥家庭小型化使得社會越來越松散，剛性越來越差，柔性越來越強，由此導致社會不確定性在增加，但是其主動適應性也在增強；

⑦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知識經濟開始萌芽的條件下，經濟也正在從貨幣資本主導型轉向人力資本主導型；

⑧中國的改革將越過臨界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日益完善，計劃經濟體制或者計劃經濟時期的典型手段將不再復歸。

楊教授這個“轉型八點”其實可以歸結為一點，核心就是三個字——市場化。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三十年的歷史，其主題就是“轉型”，“轉型”就是從過去的幾乎完全的“計劃經濟”模式，轉向當前幾乎完全的“市場經濟”模式。要想知道這種轉型的程度有多大，只要看看當前中國人對待金錢的態(tài)度就明白了，或者看看中國經濟受世界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影響的程度就可以了。中國人自己過去更加習慣于用“改革”一詞表述這種“轉型”。那么，現在再高調強調“經濟轉型”，就難免有歧義和質疑產生：是改革的深化？還是對改革的反思？如果直接用“深化”或者“反思”，政策指向一目了然，但是“轉型”一詞就非常模糊了。

事實上確實存在兩種觀念。有人說“轉型”就是改革的深化，要把已經推行了三十年的市場經濟盡可能推向全面化、完全化，徹底放棄計劃和國家行政干預與壟斷。這些人擔心的是三十年的改革會半途而廢，會走回頭路。而另一些人恰恰是要走回頭路，他們對改革有著冷靜的反思，對市場經濟的無限制擴張和無所不在的滲透以及由此帶來的這種社會問題深感憂慮，因此要“向回轉”，要讓市場經濟有所收斂。

政府的觀點似乎更加接近前者，擔心在中國不遺余力推行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市場經濟革命會停滯甚至倒退，這從政府工作報告等等官方文件當中可以看得出來。

但最新出臺的醫(yī)改方案，可以說是“向回轉”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把基本醫(yī)療明確列為“公共品”而退出市場化領域。這可以看作是“反思派”的一個重大勝利。但“深化派”并沒有認同，網上依然有不少對此番醫(yī)改方向的否定意見。

既然“轉型”一詞尚存歧義，我們不妨將此暫且擱置一邊，談談概念比較明確的“兩保”究竟能不能一舉兩得以及如何一舉兩得。

世界經濟的現行問題恰恰是用透支“民生”的方式換取“增長”。市場本身的逐利性和自保性決定了市場經濟體制不可能對民生負責任，那種強調市場參與者（廠商或企業(yè)）的社會責任的說法其實不過是一廂情愿的自我安慰。市場參與者必然地會選擇唯利是圖的“保增長”目標，而不擇手段，包括舍棄民生。

中國既往的方針就是“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用當前流行的詞匯就是“增長優(yōu)先，兼顧民生”。盡管在兩會上不斷有代表為“保增長”做注釋說“保增長就是保民生保穩(wěn)定”，而沒有人提出“說保民生就是保增長保穩(wěn)定”的說法，即保民生還是被錯誤地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如此一來，“兼顧”之下往往是“兼而不顧”，因為在這個拜物教的社會里，增長、效率的吸引力實在是太大了，市場參與者全心全意追逐利益尚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豈有閑工夫去兼顧其它？市場就是逐利場，逐利就會惟利是圖，不然就會逐而不得，被競爭淘汰出局，“惟”就是“不二”，“不二”就是沒有辦法再“兼”了，因此“兼顧”不過是安慰詞。

在全世界推行市場經濟的國家當中，都在努力透支民生以換取增長，在這種情況下，“民生”難免會日益惡化，貧富兩極分化嚴重，財政的轉移支付功能在修補民生方面遠遠無法克服市場自身造成的分化慣性。貧民隊伍不斷產生，房奴、卡奴等等新式奴隸族群涌現，失業(yè)或難以就業(yè)的人群不斷擴大。

但事實上，“兩保”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民生”是民眾的必要需求，按照行為心理學的理論，需求是分層次的，必要需求屬于基本的、底層的需求。而“經濟”所對應的需求應該屬于民生之上的非必要需求，而非必要需求只能在必要需求得以滿足之上才能得以順利展開。因此可以說，“保民生”是“保增長”的前提或基礎。如果“民生”不保，“增長”也是不可能的，經濟也不可能平穩(wěn)發(fā)展。
兩保兼顧的策略其實之前的帖子當中已經給出，即“以社保作為經濟體的貨幣入口發(fā)行貨幣”。在此不妨再次簡述一下之前的這個觀點及其相關理論。

一個理論不能夠以兩種矛盾的基本觀點為依據，這就形成了理論體系的“內部邏輯矛盾”。而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的理論，即增長依賴于“投資”“消費”“凈出口”的說法，恰恰就是一個具有明顯內部邏輯問題的說法。“凈出口”導致經濟增長是對的，這是將貨幣存量增長等同于經濟增長的觀點的表達，但是和“投資+消費”是相互矛盾的，因為廠商部門的“投資”，就是對居民部門的“進口”，而居民部門的“消費”，就是面向廠商部門的“進口”，作為一個經濟體的內部，廠商投資與居民消費，對于經濟體整體而言，作用一定是相互抵消的，即不可能構成經濟體總體的貨幣增長，這就同把凈出口帶來的貨幣增長當做經濟增長的觀點矛盾了。
如果認同在貨幣經濟體系之下“經濟增長即貨幣增長”這個道理，兩保兼顧就不難了，只要面向居民按人發(fā)錢，數量控制以社保水平（恩格爾指數）為限，即可既保民生又保增長，兩相兼顧兩全其美。

或許有人說這種用印鈔機保增長的做法沒有意義，是吹泡沫。是的，經濟本來就是泡沫——穩(wěn)定的經濟秩序對應的是建立在必要需求被滿足之后產生的非必要需求之上；貨幣本來就是泡沫符號——過去用GDP增幅當做貨幣發(fā)行量尺度，而GDP對應的不過是消費掉的東西，留下的貨幣都變成了沒有對應物的泡沫符號；貨幣拜物教本來就是一種虛幻——同一切宗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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