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政府管制模式更容易采取凱恩斯主義的做法，從而將需求管理做到極致，難免走向經濟滯漲。其實，我們已經看到了供給學派所指出的實行高累進稅率制度的弊端：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打擊，富人的資金通過移民加速向海外流出；地下經濟，特別是非生產性的炒賣投機以及地下高利貸迅猛發(fā)展；中小企業(yè)利潤率無法應付成本激增，只能收縮規(guī)模茍延殘喘。筆者今年多次呼吁政府給個人和中小企業(yè)減免稅收，減少收取各項雜費，降低壟斷行業(yè)的準入門檻，引導民間資本投入有利可圖的實體經濟領域，進一步加快資本市場的建設和開放。其本意與供給經濟學派有異曲同工之處，

　供給經濟學派認為降低稅率，特別是降低所得稅稅率，對經濟擴張有巨大作用，可能暫時造成稅收下降，相對于經濟擴張來說，幅度要小得多。長期來看，人們創(chuàng)造新增收入積極性增加導致稅基擴大，稅收收入仍會上升。對于中國，降低稅率的益處還不止如此，將產生對消費、企業(yè)投資的刺激，提升企業(yè)競爭力，對經濟結構轉型起到推動作用。當然，供給學派的藥方也并不能做到立即見效，我們可以看到里根時代，生產力并沒有出現大的提升，這當然與其采取的政策經常反復和妥協(xié)有關，但是長期來看，供給學派的對策緩解了凱恩斯主義造成的一系列問題，保證了里根之后很長一段時間，美國經濟回歸到更良性的發(fā)展軌道。

中國古語“治大國如烹小鮮”，以凱恩斯主義和供給學派相比，前者類似大火爆炒，短期立見成效，但長期如此，難免把菜燒焦；后者類似文火慢煮，雖然短期收效不明顯，卻能見到長期好處。這是一張一弛之妙，兩者都難以脫離政府干預，只是政府不應只懂的做加法，不會做減法。政府自從出現之后，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就一直只是理論上構建的海市蜃樓，無論西方還是東方皆如此。供給學派所主張的理想狀態(tài)并不存在，但是供給學派式的經濟政策卻值得借鑒。這就是中國今天應該重新反思供給主義的意義所在。中國有必要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降低個人與企業(yè)的稅收，放開某些行業(yè)與某些生產要素的壟斷，通過給予民營經濟更多更大的市場發(fā)展空間，為經濟提速，先解決減速或停滯問題，再通過轉型逐漸吸收和消化通脹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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