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分權更有利于企業(yè)發(fā)展與進步，但在實際操作當中也存在諸多問題，比如分權倡導者提倡建立具有影響力的“精神領袖”，靠思想來領導團隊，就像阿帕奇人一樣。但這樣依然承擔著巨大的集權風險，因為這樣等于是“精神集權”，當這個具有影響力的領導人離開，如果沒有一個足夠有影響力的人后補，缺乏層級制度掌控的組織將會更加混亂，甚至解體。

我國歷朝歷代中央集權者對遠離政權中心的邊疆藩王們都有著又愛又恨的無奈——邊疆距離首都太遠，為了及時應變，對抗外敵，必須對邊關守將放權，但放出去又很難掌控。而采取集權，則行動緩慢，無法有效對抗外部壓力。千百年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歷朝歷代的君王，也因此有了安祿山、吳三桂等封疆大吏的叛亂，也有了岳飛、袁崇煥這樣的忠良遭致冤死。有趣的是，這樣的情況在民主制度與民主文化較為科學進步的西方國家卻很少發(fā)生。

集權，抑或分權，對于我們今天的企業(yè)，尤其是發(fā)展到達一定規(guī)模的企業(yè)來說，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想解決這個讓大象跳舞的難題，首先要明確一點，放權不是形式上按照地域或按職能等進行劃分，或者以是否設立了更多的子部門或管理層級來區(qū)分，關鍵在于決策權是否充分下放，互動是否良性順暢。而后要建立合理的組織結構、制度、文化與監(jiān)督機制，此時的分權其實更多的是分責與分工。像放風箏一樣的放權，使其能充分應對市場競爭，隨風起舞，但同時也必須要設置三條可以控制或把風箏拉回來的線。

1、制  度

制度在組織管理中的重要性可以說是無法取代的，企業(yè)中，什么樣的制度決定了什么樣的發(fā)展結果，決定了什么樣的企業(yè)未來。

1744年，英國的庫克船長發(fā)現(xiàn)了澳洲大陸，英國政府為了開發(fā)建設澳洲大陸，把囚犯運送到澳洲去服勞役。由于政府船支不夠，于是雇傭漁民的船運送囚犯，并按照裝載的人數支付給船主酬勞。船主和漁民為了多賺錢，拼命的裝載囚犯，每船超載3、4倍，因為擁擠及疾病傳染，致使囚犯大量死亡，到達澳洲時多數船上的囚犯只剩下不到一半。英國政府急忙調整制度——將原來按照裝載的人數支付酬勞改為按照到達澳洲活著的人數支付酬勞，而死亡越多將扣除越多的罰金。制度實施后，死亡率由原來平均37%下降到了不足2%。

    這就是制度的力量，所以想良性的分權必須先制定好制度框架，告訴組織成員，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權利放到什么程度，標準是什么，底線是什么等。比如一家家具廠的老板，他給銷售人員一個權利自由的空間——購買商品的客人要講價，銷售人員有降價15%的權利，更高的話就要請示上一級主管，上一級主管最多可以再降價10%，通常原則上不會再進一步降價，如果有特殊情況，銷售人員或主管覺得有必要再降價，則需要請示老板。他們企業(yè)對顧客的原則是：“開心體驗”。具體細節(jié)上員工怎么給顧客“開心體驗”讓員工自己考慮。在分權上做到抓大放小，戰(zhàn)略上規(guī)范，戰(zhàn)術上靈活。

2、文  化

制度決定了一個組織或個人的最低行為低線，而文化則引導我們走向更高的標準。對于分權性組織而言，建立軟性企業(yè)文化，用文化與精神力量教育組織成員是一個有效的方式。涉及宗教信仰的政府及武裝組織即使自由度非常高，也極少發(fā)生分裂及內部矛盾。原因就是文化與精神的無形力量在凝聚與吸引著他們。就如一些具有深厚優(yōu)良文化的企業(yè)一樣，其核心凝聚力非常強，在這樣的企業(yè)里，制度已經不再那么重要。針對性的文化建立包括企業(yè)的價值觀、企業(yè)的使命、原則、長期目標等，讓組織成員擁有責任感、使命感與歸屬感，從而降低分權帶來的無法掌控的風險。

3、監(jiān)   督

設立有效的監(jiān)督機制，防微杜漸，這是良性分權的第三點要素。在中國歷史中，設置監(jiān)督部門與職務的情況也很常見，自春秋戰(zhàn)國即有司法及行政監(jiān)督部門——御史臺、監(jiān)司、都察院等，西方一些國家則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政治監(jiān)督機制與專設部門?？梢?，再優(yōu)秀的組織與個人也都需要監(jiān)督，事前的監(jiān)督比事后的追查要好得多，有效的監(jiān)督機制可以使組織中的成員更加自律，從而形成風氣，步入良性循環(huán)軌道。

歐盟是一個強大的經濟同盟體，也是典型的分權結構，權利十分分散，但又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因為他們在建立之初就有嚴謹規(guī)范的制度約束，并且有共同的發(fā)展方向，相近的文化（宗教信仰與價值觀）與有效的相互監(jiān)督。他們分時，都是獨立的個體，當他們相通時，又充分融合。文化共通、信仰共通、貨幣共通、護照共通、語言共通、生產標準共通，甚至連鐵路都是共通的。

被譽為“戰(zhàn)神”的成吉思汗就是一個在權利上收放自如的人，這一點讓他得以縱橫亞、歐大陸，所向披靡，與敵對戰(zhàn)百戰(zhàn)不敗。比如，成吉思汗在攻打花剌子模的戰(zhàn)爭中，先派遣大將哲別率領5000蒙古騎兵，從南方進攻花剌子模的東南部。對手急忙派遣主力部隊回救，該軍一動，蒙古軍主力立即推進錫爾河戰(zhàn)線。成吉思汗兵分四路，令皇子察合臺、窩闊臺為第一路軍攻打訛答剌；皇子術赤指揮第二路軍沿錫爾河西北攻占西格那克；大將阿剌黑、速赤客禿、塔孩指揮第三路軍向錫爾河東南攻占伯那克特、忽氈；自己和幼子拖雷率領主力軍渡過錫爾河，突然出現(xiàn)在不花剌城，迅速把對手殲滅。

從這一戰(zhàn)役中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對將帥充分相信與受權，使各路兵馬非常機動靈活，取得了此次戰(zhàn)役勝利的決定性重要要素——速度。成吉思汗授權給將帥可根據實際情況自行制定作戰(zhàn)計劃或推翻原定計劃，及與對手談判時做出重大決定的權利。

很多人說成吉思汗過分放權，過分相信別人，這樣很危險，其實事實并非如此，我們看一看在當時的大蒙古國具有最高權威性的大法——《成吉思汗法典》，此法典在國家的政權結構上實現(xiàn)了充分的分權。法典對大蒙古國最高統(tǒng)治者——大汗的權力作了明確的限制，忽里勒臺(意為會議)成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同時，法典還規(guī)定了民眾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如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平等勞動的權利、繼承財產的權利、受教育的義務、服兵役的義務等，整部法典除放權外，也通過法令對權利進行了有效的約束與監(jiān)督，即放中有收，收中有放。同時成吉思汗也充分利用了文化與宗教信仰的力量，使大家在思想上形成一種本能——成吉思汗的行動就是真理，成吉思汗在子民心中就是神的化身。這都是其政權穩(wěn)定，向心力及競爭力強大的重要因素，也是其敢于放權并收放自如的原因。

行權大道——分合相濟

不能孤立的來看待分權或集權，因為，兩者之間存在著辨證的哲學關系。權聚堅其內，權分強其外，外助內更堅，內輔外越強。兩者相輔相成，只有靠結構、制度、文化等工具巧妙制衡兩者之間的關系，才能構成一個組織的和諧有序與發(fā)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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