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上第一位拿到物理學、電子工程學和經(jīng)濟學三個碩士學位的中國人。
　　當時我們的校長，著名的華人科學家田長霖先生，也是中星微電子創(chuàng)始階段的投資人之一，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在給我?guī)椭臅r候他特別提到一句，你拿到了的這三個學位，在伯克利的歷史上是沒有過的，我希望能看到你有一天把你學到的這些知識帶回中國去，在中國創(chuàng)造一個奇跡。我記得非常清楚，他當時是這樣跟我講的。在1999年的時候，我決定回國創(chuàng)業(yè)，也實現(xiàn)了當時田校長授予我這三個學位時的深切希望。
　　1999年11月14日，在中關村一個破舊的倉庫里我和我的三個朋友楊曉東、張輝、金兆瑋開始了我們中星微創(chuàng)業(yè)的第一天。那時候創(chuàng)業(yè)是很艱難的。我記得冬天的時候，倉庫暖氣不熱，張輝的手都凍裂了。對于他這樣一個從硅谷回來的博士，一個曾在貝爾實驗室工作的科研人員而言，手上起了凍瘡，在這樣一個艱苦的環(huán)境下創(chuàng)業(yè)，對別人來說有點不能想像。有人曾問我為什么不挑一個更好一點的辦公室？我想，一方面從節(jié)約資金的角度，另外，如果能夠把第一年的冬天克服過去，我們就可能度過第二年的冬天，第三年的冬天，而只有這樣也才能迎來屬于自己的春天和秋天。所以，第一年的冬天，不僅僅我們自己挺過來了，又招了一些新人。我們就在倉庫之外租了它的會議室，后來又把會議室改成了工作間。今天，我們擁有四十幾位從硅谷回來的留學人員以及創(chuàng)新的核心技術，而我們的起點是非常艱苦的。所以，我要告訴那些想自己創(chuàng)業(yè)的年輕人，不要因為自己受到的挑戰(zhàn)而感到力不從心，或者產(chǎn)生悲觀情緒。正是這種挑戰(zhàn)，才能使你個人做出的承諾變得更加可行，使得我們變得更有力。
　　2001年3月，經(jīng)過長達十幾個月的努力，我們開發(fā)出了第一款多媒體芯片“星光一號”，并打進了飛利浦這些國際企業(yè)的產(chǎn)品中。也就在2001年，我們四個創(chuàng)始人中的三個去日本銷售芯片，去拜訪索尼。索尼的一位主管，在我們見面的時候，在我們只說了是北京來的，要賣給他們圖像處理、攝像等等芯片的時候，他們就說我們索尼有幾千種這樣的產(chǎn)品，幾百個這樣的專利，我們索尼是這項技術的鼻祖，如果你想學的話，可以看看展覽，看看產(chǎn)品，但是我們沒有時間聽你銷售產(chǎn)品的介紹，我們還需要去參加其他會議。本來我們跟他約好了一個小時的見面時間，可只談了五六分鐘。我們非常尷尬，你想，去日本，一個小公司，還很不掙錢，付了飛機票、酒店住宿費用等等一系列的代價，跑到日本只見了五分鐘。出了門時，我就對張輝講：“我們一定還會回來的!”
　　盛田昭夫在二戰(zhàn)之后，創(chuàng)建了索尼。他最崇拜的、最想競爭的一個公司就是飛利浦。他到荷蘭的飛利浦所在的小鎮(zhèn)，想與飛利浦交流。在他的自傳里就特別講到一次，他在飛利浦公司的外面喝咖啡，當時的服務員很少看到亞洲人，就問他，你是從哪里來的？他說他是從日本來的。他說是為了看飛利浦的，飛利浦的電器非常棒等等，服務員為了表示友好，就說：哦，我們這里也有日本產(chǎn)品。他去了后面，拿出了日本紙做的小傘，就是放在飲料杯里的那種小傘，他覺得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回來把這件事情作為激勵大家的故事。他一回來就給索尼公司定了兩個使命：第一個使命，希望索尼開發(fā)的技術和產(chǎn)品能夠使我們?nèi)w的員工在里面找到快樂和自豪。第二個，為日本的重建而奮斗。
　　索尼之行使我更加堅定了信心，我要挑戰(zhàn)，我要回來，我要打進索尼!這對于我們而言是一個追求的目標。我回來以后，把我的經(jīng)歷跟全公司人講了，當時我們已經(jīng)打進了三星，我們打進了飛利浦，我說一定要打進索尼，雖然它是鼻祖，雖然攝像、攝影等等設備都是索尼發(fā)明的，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品牌之一，我們也一定要打進索尼。
　　這個誓言所代表的挑戰(zhàn)，對公司來講是一種精神和文化的載體。在經(jīng)過了四年之后，也就是今年夏天，索尼新一代筆記本電腦上的嵌入式攝像頭，已經(jīng)是跳動著我們星光中國芯。在這個擁有多達幾千項專利的鼻祖面前，作為中國人，我們回來了，把我們的芯片打進了圖像處理的鼻祖的產(chǎn)品中去了。這個事件已經(jīng)成為中星微的精神寶藏，使得我們源源不斷地從中找到力量，而這種力量中蘊涵的創(chuàng)新精神，那種責任感，也不斷影響和推動著我們自己不斷前進，我們也希望它能夠不斷影響和推動更多的人參與到這個國家的發(fā)展中來。
　　現(xiàn)在，我終于可以高聲說“I am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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