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月，盛宣懷被任命為郵傳部尚書。這時候，立憲運動擱淺，社會矛盾極端激化，革命黨人四處暴動，各省軍閥心懷鬼胎，大清帝國宛若一個一觸即發(fā)的火藥桶。歷史的諷刺是，點燃這個火藥桶的人，居然就是過去40年間一直為朝廷打造實業(yè)基石、期望以此名垂后世的盛宣懷。

　　其事發(fā)端起于鐵路之爭，這跟盛宣懷歷來的國有化理念密切相關。



鐵路國有化是“誤國首惡”

　　甲午之后，大興鐵路漸成熱潮，朝廷將之當成國策，民間看到巨大利益，國際資本也不甘失去機會，于是，它成了各方爭奪和博弈的最大熱點。

　　盛宣懷堅定地認為，鐵路必須國有化。他的邏輯是，鐵路既然是事關國家命脈的經(jīng)濟事業(yè)，而且有如此豐厚的利益，則自然應該由國家來壟斷經(jīng)營。所以，在過去的七年里，他一直不遺余力地修筑鐵路，同時密切關注各條鐵路的權益動向。在投資理念上，他的想法是：如果國家有錢，就堅決國營投入；如果沒有錢，就只好引進外來資金，但寧可借款也不出讓股份；如果借款，寧借外債，不信內資。

　　1897年，英國公司提出修建從廣州到漢口的粵漢鐵路，盛宣懷認為這條鐵路線至關重要，如果路權為英國人所得，“恐從此中華不能自立。”然而，他又實在拿不出錢來修建，于是，他提議向美國財團借款興建，由他領導的中國鐵路總公司“總其綱領”。在他的主持下，清政府與美國合興公司草簽《粵漢鐵路借款合同》，借款400萬英鎊，年息五厘九，鐵路財產(chǎn)作保，借款期限30年。1899年，合興公司代表來中國議立正約，并提出在韶州、衡州、郴州等處開礦，引起鄂、湘、粵三省地方不滿。美國駐華公使康格出面干涉，揚言粵漢鐵路“美國必辦，斷不能讓他人”，于是在1900年7月，盛宣懷與之再簽《粵漢鐵路借款續(xù)約》，續(xù)約將借款金額增至4000萬美元。

　　盛宣懷的這一決策，被民間資本視為“出賣國家利益”，他則至死不予認同。在修筑京漢、滬寧等干線鐵路時，他一再嘗試的辦法就是向比利時、美國及英國等國際財團大舉外債，他的思路是：先靠外債把鐵路盡快建設起來，然后逐筆還債，大不了過了三十年，鐵路的所有權就全部都歸國有了。

　　可是，現(xiàn)實并不如他設想的那樣推進，粵漢線工程命運多舛，其后數(shù)年風波不斷，隨著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大漲，要求收回路權的聲音不絕于耳。民間資本與國有資本在鐵路事務上產(chǎn)生尖銳的矛盾，盛宣懷的國營壟斷理念遭到堅決的挑戰(zhàn)。

　　1903年，四川總督錫良倡議不借外債，靠民間資本建造川漢鐵路，一時應者如云，11月，朝廷由商部頒布《鐵路簡明章程》，準許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鐵路干線或支線，設立鐵路公司。1905年7月，張之洞在武昌召集三省紳商會議，決議向美國合興公司收回粵漢鐵路的修筑權，粵、湘、鄂“各籌各款，各修各路”，美方提出高額的轉讓價碼，張香帥指示“但期公司歸我，浮價不必計較”，最終以675萬美元贖回。此后，全國很快掀起了鐵路商營的熱潮，從1904到1907年間，各省先后成立18家鐵路公司，其中，13家商辦，4家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1家官辦。

　　在中國百年企業(yè)史上，能源產(chǎn)業(yè)（煤鐵礦及后來的電力、石油）和資源性產(chǎn)業(yè)（鐵路、銀行以及后來的航空、電訊業(yè)）一直是利益最為集中的領域，對其的爭奪及利益配置構成了國家經(jīng)濟政策的所有標志，這一特征在晚清已經(jīng)呈現(xiàn)得十分清晰。自洋務運動以后，國際公司最早投入到這些領域，國營資本緊隨其后，民間資本則因散弱且政策不明而作為頗小。一直到1904年以后，隨著《公司律》等法令的頒布，企業(yè)運作及股本權利有了相對的明確界定，特別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出現(xiàn)，民間資本開始大膽進入能源和資源性產(chǎn)業(yè)。

　　在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出現(xiàn)全民入資辦鐵路的熱潮，甚至出現(xiàn)了“倡優(yōu)乞丐亦相率入股”的壯觀景象。這種連倡優(yōu)乞丐都來參與辦鐵路的景象，在盛宣懷看來卻未必是佳事，修鐵路需要大量資本投入，而且投資回報期較長，股散本弱，難成大事。而情況也確實如此，因缺乏規(guī)范化的管理能力和修筑技術支持，很多商辦鐵路都進展緩慢。

　　但是在這一階段，鐵路是民辦還是官辦，是用民間資本還是借外國資本，已經(jīng)成了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和民族感情問題，黑白對立，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1909年，張之洞修筑湖廣鐵路，在盛宣懷的游說下，他一改四年前支持民間資本建鐵路的立場，以商股籌集不易為由，與德、英、法三國銀行團簽訂了《湖廣鐵路借款合同》，借款550萬英鎊。此事公開后，當即激起大規(guī)模的反抗浪潮，英名一世的張之洞竟在此次風潮中“心焦難堪，嘔血而死”。

　　跟張之洞的搖擺相比，盛宣懷則一力堅持鐵路國有化。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妥協(xié)，導致了民間的企業(yè)家集團與朝廷的徹底決裂。

　　1911年5月，就在當上郵傳部尚書不久后，盛宣懷上奏要求將已經(jīng)民營化的粵漢、川漢鐵路收回國營，朝廷準奏，并委派曾當過直隸總督的洋務派滿人大臣端方督辦此事。盛宣懷則與英、德、法、美四國緊密洽談借款事宜。

　　后世視之，盛宣懷在鐵路事宜上，除了國有理念與民間有重大分歧之外，還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一是，缺乏與民營資本的坦誠溝通，他以多年的政商經(jīng)驗認為，在朝廷的威權之下，民間資本從來都是“軟柿子”，招之即來，揮之則去。二是，在股權回收上，明顯欺凌民股。根據(jù)他公布的方案，政府只還給民間股東六成現(xiàn)銀，另四成是無息股票，也就是說，投資人不但沒有任何的投資收益，還承擔了四成的損失風險。于是，“路權回收令”頒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

　　1911年5月14日，長沙舉行萬人群眾集會，接著長沙至株洲的萬余鐵路工人上街示威，并號召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拒交租稅以示抗議。緊接者，四川組織保路同志會，推舉立憲黨人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宣誓“拼死破約保路”，參加者數(shù)以10萬計，盛宣懷已儼然成川民公敵。

　　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逮捕羅綸、蒲殿俊等人，槍殺數(shù)百請愿群眾，下令解散保路同志會。被激怒的四川民眾將各處電線搗毀，沿途設卡，斷絕官府來往文書。民變驟生，清朝廷緊急抽調湖北新軍馳援四川，導致武漢空虛。10月10日，在同盟會的策動下，數(shù)百新軍發(fā)動起義，星火頓時燎原,這就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統(tǒng)治的辛亥革命。督辦鐵路國有事宜的端方在資州被起事的新軍殺死。

　　“意外”釀禍后，朝廷宣布革去盛宣懷所有職務，“永不敘用”，他惶惶然登上德國貨輪，逃往日本神戶。《清史稿》最后給出的結論是：“宣懷侵權違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釀成禍亂，實為誤國首惡。”

　　“誤國首惡”四個字道出了歷史的無奈與殘酷。在任何一個國家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國有資本的自我瓦解是一個共同的途徑，我們至今沒有看到一個例外。后世人讀史至此，當惕然自醒。


辛亥革命中的企業(yè)家力量

　　清廷的倒塌，在很多中國人的內心，似乎是一個命定遲早會發(fā)生的事情，無喜無悲，只有漠然。

　　在帝國滅亡的過程中，壟斷的官僚資本集團的反動性，主要體現(xiàn)在其利益與廣大民間資本集團的沖突，因此，執(zhí)政的合理性受到質疑。如果在這時又發(fā)生其他的社會或政治事故——如外來政權的入侵、嚴重的自然災害和經(jīng)濟危機或者如清末的反對異族統(tǒng)治的暴動——那么，就非常容易爆發(fā)革命。

　　在革命爆發(fā)的時候，對清政權已極端失望的企業(yè)家集團表現(xiàn)出了順應時代大勢的特征。不過這一點也不奇怪，商人的生存原則就是與強者結盟。

　　作為立憲派的民間領袖，張謇此前一直反對革命，他感嘆：“斷言清廷之無可期望，謀國必出他途以制勝”。但是，他想蓋新房子，卻也不愿意放火燒掉舊房子。10月12日，他從漢口坐船到安慶，得悉武昌爆發(fā)起義后，當即趕到江寧，求見駐防將軍鐵良，建議他派兵增援湖北。但是，隨后的形勢發(fā)展完全出乎預料，他的兩位最親密的立憲派同黨湯壽潛和程德全相繼在浙江、江蘇宣布獨立，張謇在愕然之余，不得不接受現(xiàn)實。他致電袁世凱說，“今則兵禍已開，郡縣瓦解。環(huán)顧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趨勢然也。”很快，他與上海同盟會取得聯(lián)系，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黨前往南通，成立通州軍政府，宣布和平光復。張謇的內心轉折與矛盾，反映了企業(yè)家與革命的復雜關系。

　　在武昌，10月的起義期間，城市很快因革命而陷入極度的恐慌。城內五十多萬人逃往鄉(xiāng)下,所有監(jiān)獄的大門都被打開了，囚犯都獲得了釋放，他們在這座城市里到處游蕩。

　　便是在這樣的亂景中，武漢的商人們起到了維持穩(wěn)定的作用，沒有史料證明他們曾經(jīng)直接參與了起義，不過，他們很快積極協(xié)助起義軍人，維護社會秩序，組織商團，驅趕趁火打劫的暴徒。在新政權中，武漢商會會長被任命為警察局長，而商會承諾借款20萬兩白銀給起義者。

　　在東南沿海，國內最重要的兩大商業(yè)城市上海和廣州的獨立起到了顯赫的示范效應，把清政府推進了絕望的深淵，對立憲失去信心的商人群體是幕后的重要推動者之一。

　　1910年入秋以來，李平書、虞洽卿等商人就一直在暗地組織“革命軍餉征募隊”，為陳其美積極募集錢餉。1911年10月，武昌首義消息傳來，李、虞與陳天天在同盟會辦的《民立報》報館秘密開會商討。11月3日，陳其美率同盟會會員火燒上海道，攻占城門，上海隨即宣布光復，陳其美出任滬軍都督。在他的軍政府中，企業(yè)家的比例驚人地高，中國通商銀行總董、輪船招商局和江南鐵路局董事李平書擔任了民政總長，信成商業(yè)儲蓄銀行大股東沈縵云是財政部長，信成銀行董事、大達內河輪船公司總董王一亭是交通部長，老買辦朱葆三、郁屏瀚和大糧商顧馨一都擔任了重要的職務。

　　其中，虞洽卿是極其活躍的一個，上海光復后，一直參與其事的他自告奮勇，孤身冒險前往蘇州策反江蘇巡撫程德全，憑他的三寸不爛之舌，程宣布起義，蘇州和平光復。蘇州在太平天國期間，數(shù)次爆發(fā)慘烈的攻伐激戰(zhàn)，千年錦繡古城累毀戰(zhàn)火，工商根基幾乎動搖。此次幸賴虞氏斡旋，竟得保全。因襄助有功，他被任命為上海都督府的顧問官和閘北民政長，還當過江南制造局代理局長。

廣州發(fā)生的景象也十分類似，由粵商自治會會長陳惠普發(fā)起，廣州七十二行商總商會等商人組織參與，決定“應即承認共和政府”，11月9日，正式宣告“共和獨立，電告各省及全國”。



共和政體是“仿制品”

　　1912年1月1日，從美國歸來的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tǒng)。2月12日，6歲的小皇帝溥儀發(fā)布《退位詔書》，清王朝歷時228年滅亡。第二天，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tǒng)，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

　　共和政體在中國的誕生，很像一個匆忙制造的“仿制品”，哥倫比亞大學教授N•佩弗曾評論說，“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政治經(jīng)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據(jù)地，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正因如此，辛亥革命所具有的某種原則性，譬如對獨裁的反抗、對民主的向往以及對國家建設的承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只是幻覺。

　　帝國覆滅，民國新生，那些靠理想和暴力獲取政權的政治家們到底有怎樣的治國藍圖和多大的實務才干呢？

　　張謇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第一屆實業(yè)總長，1912年1月3日，他以這個身份與孫中山對談政策。這也是他們的第一次交談，他在當天日記中對孫中山的評價只有四個字：“不知崖畔”。意思是說，孫中山?jīng)]有辦過實業(yè)，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么問題都解決了，實際上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fā)不出來。

　　甚至在大軍閥眼中，革命家也是一派“不知崖畔”的印象。

　　這年8月，孫中山赴京與袁世凱談判。兩人面晤13次，所談皆國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鐵路、實業(yè)、外交、軍事各問題。袁是傳統(tǒng)中國里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才大心細，做事扎扎實實，有板有眼，是位極有效率的行政專才。然而，他沒有理想，對現(xiàn)代政治思想一無所知，孫正相反，滿頭腦的愛國理想?yún)s“道不得行”，他認定當今中國第一要務是修鐵路，因此在密談中他表示愿“專任修路之責”，希望把全國鐵路延長至20萬里。袁表面大表贊賞，轉身卻對幕僚說，孫文是個“孫大炮”。

袁世凱當上了民國大總統(tǒng)，孫中山果然出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袁世凱順水推舟，把他當年專為慈禧太后特制的豪華花車撥給孫總理使用。就這樣，孫中山率領大批失業(yè)的國民黨人，坐著花車到全國各地視察去了，他還拉上只會打仗的大將軍黃興當漢粵鐵路督辦，甚至寫信邀請躲在日本神戶的盛宣懷一起來共襄大業(yè)。事后來看，鐵路總公司花去官銀110萬兩，卻沒有修成一寸鐵路，歷史學家唐德無奈地評論說，“中山先生要在民國初年建20萬里鐵路，豈非大炮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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