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三則與汽車相關的新聞：

　　11月26日，廣東惠州市惠城區(qū)人大代表許茗雄酒后駕駛奔馳轎車，逆行撞翻一輛電動車，大罵傷者：“你這個窮人，還敢騎一輛破車來撞我!”

　　11月29日，成都，一名駕駛北京牌照別克轎車的男子與執(zhí)勤交警發(fā)生爭執(zhí)，態(tài)度傲慢，并對交警喊：“攔我車，是干交警干膩了?！?/p>

　　12月4日，上海，一輛寶馬轎車和一輛奔馳轎車在追逐中發(fā)生碰撞。事發(fā)后，兩輛車上的人員互毆，奔馳車司機當場身亡。

　　這三則新聞中的汽車都不錯，駕車人或是有錢的商人，或是有地位的人大代表，或是身份神秘之士，總之，從經濟、政治結構角度看，他們算得上是精英。

　　然而，從文化角度看，這些精英都是潑皮流氓。當然，他們只算低等級的流氓型精英，高等級的流氓型精英動輒貪賄幾億，包養(yǎng)數(shù)十人。筆者在想，這類流氓型精英在整個精英群體中能占到多少比例？很難估計，但可以確定地說，該比例一定處于史無前例的水平。是的，中國社會的精英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敗壞，這正是當下社會嚴重失序的根源所在。

　　至少從堯舜時代開始，健全的華夏治理機制就是“君子之治”?！端吹洹诽岢?，以“樂”教“胄子”，即當時的精英具有下面的德行：“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這就是中國最早的君子德行的科目。

　　華夏文明之自覺，始于君子養(yǎng)成之自覺。華夏文明為什么會走向君子之治的機制？可能與華夏天下之規(guī)模龐大有關。華夏天下的規(guī)模是古希臘、古埃及、古羅馬難以想象的，這樣的規(guī)模決定了天下只能分散地、多中心地治理。君子就是基層治理之中心，每個君子就構成一個治理中心。君子們通過聯(lián)合，維系一個“和而不同”的天下共同體———它還具有強大的秩序擴展能力。

　　秦攻滅六國、一統(tǒng)天下之后，試驗了一種新方法：以單一的權力中心統(tǒng)治每一個人，結果迅速失敗。這與交通、經濟、政治控制技術等的效率無關。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第二次嘗試這種統(tǒng)治模式，同樣失靈。董仲舒、漢武帝之后，君子之治模式得以部分恢復，并一直延續(xù)到第二次嘗試之前。

　　實際上，單一中心的統(tǒng)治以人性之惡為預設，以政府強制執(zhí)行刑罰、人們對刑罰的恐懼維持秩序，主要由官員構成的精英與被統(tǒng)治者是敵對關系。由此，人性之惡也就迅速成長，每個人都在尋找秩序的漏洞，維持秩序成本迅速攀升，以至于無法承受。

　　相反，在君子之治的機制中，君子依靠人們的信賴而享有軟性的治理權威，由此，精英與大眾之間是一種合作關系，就像孔子所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鄙鐣卫淼某杀颈容^低廉，而且，這種治理經常是以大眾的同意和參與為前提進行的。當然，這種治理正常運轉的前提是：第一，政府保持節(jié)制，給社會充分的自我治理空間；第二，有一個健全的君子群體分散在基層社會方方面面。不幸的是，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無所不在的權力讓社會喪失自治空間；君子也就不復存在。

　　近二十年，這個單一權力中心統(tǒng)治體系之外，成長出一些商業(yè)、社會精英。但是，他們遠不是君子，其中很多人不過是有錢的流氓而已，高度商業(yè)化的權力精英也在其中。在當代中國，金錢系統(tǒng)地制造了心理上、社會上與政治上的不平等。當代中國社會的混亂，十有八九是這些掌權、有錢而沒有德行的精英造成的：他們制造毒奶粉；他們進行暴力拆遷；他們在大街上橫沖直撞，破壞交通秩序；他們?yōu)E用權力，他們也濫用金錢；他們以末日心態(tài)橫行于國中，因為他們已經移民或者準備移民。

　　中國社會要好一點，最為重要的事情就是馴服精英，將其中一部分養(yǎng)成君子。君子之治的突出特征是，它是多中心、自下而上地構建秩序的。一個個分散的君子完全可以在不合理的大環(huán)境中，治理好一個企業(yè)，一個社區(qū)，一個村莊，一個NGO。而只要養(yǎng)成一批君子，大范圍的制度變革就能獲得有力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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