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目前管理理論的狀態(tài)每個管理界人士都有共識，即“管理理論叢林”的亂象實在堪憂，于是引發(fā)眾多從事管理理論工作的人士總想試圖一統(tǒng)江湖，在管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跡，筆者也曾不自量力，試圖以《主體管理學》的名義來實現(xiàn)這一非分之想，奈何既缺乏足夠的寫作時間，也缺乏足夠的資料積累，一直未能形成像樣的文本，只是對管理界的關注始終如一，最近看到韓德強先生的《整體管理》一書，其目的無疑也是試圖形成統(tǒng)一的管理理論體系，從而克服管理理論叢林的亂象。如果該書真能實現(xiàn)這一目的，筆者自然也就不用再費力去重復發(fā)明輪子了，就用現(xiàn)成的輪子去設計車子豈不更加省力？抱著這一的目的很快看完了這本近40萬字的專著，在看前半部分時還比較興奮，幾次準備在自己的博客上向大家推薦此書病放棄自己的《主體管理學》，可是在看完全書以后感到腦子里病沒有留下太多的東西，甚至還感到了些許的不安，剛開始還不明白這絲不安來自哪里，待再次回頭翻看該書病仔細品味，大致覺察出問題來自哪里了。

　　應該說該書還是有些創(chuàng)見的，既能自圓其說，也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和操作性，尤其是對于管理實踐者來說能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至少不會增添新的混亂。尤其有價值的是對目前管理流派的梳理，使人們能夠對各種管理流派的優(yōu)劣短長有個比較清晰的判斷。雖然有這么多的優(yōu)點，但是恐怕很難實現(xiàn)作者試圖形成“整體管理”的目的，最終起理論仍然只能是眾多管理理論中的一支，不可能“一統(tǒng)江湖”，主要理由是作者對“管理”進行了更加嚴格的界定，從而將很多其他流派的管理理論排斥在其定義的管理概念之外，這樣雖然能夠將自己的管理理論自圓其說，形成完整的體系，但要想整合其他理論形成真正的“整體管理”，恐怕就難以做到了。

　　具體來說，作者將管理定義為協(xié)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簡化成上級與下級的關系，然后再切換成君臣關系，并認為經過這樣的切換，中國古代的治理管家的典籍就完全可以為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所借鑒，而且作者明顯“獨尊儒術”，建立了“君仁臣敬”的價值標準，認為企業(yè)成功的關鍵核心是領導藝術，經過如此這般一番邏輯嚴密的推理，順理成章地將儒家文化奠定為企業(yè)文化的最高價值標準，并且信心百倍地宣傳要“培養(yǎng)世界一流的企業(yè)家，打造中國籍的跨國公司。”

　　另外，作者還非常推崇意志、信念、信仰的作用，毋庸置疑，這些因素確實是企業(yè)成功的必要素質，但是作為管理理論過于強調這些因素恐怕深為不妥，尤其是當我們要將這樣的理論當做“整體理論”進而推向全球時，這樣的“意志”卻是大成問題的，試想當我們以儒家文化的信念兼并一家外國企業(yè)，并以頑強的意志向企業(yè)員工灌輸我們的君臣之道時，結果會怎樣呢？如果達不到我們預想的效果時我們依憑什么呢？還是依憑我們的意志嗎？可是我們又怎能低估其他民族捍衛(wèi)自己信仰的意志呢？雖說“狹路相逢勇者勝”，可是這樣的“勇勝”是不是真正的勝利呢？我們曾經就是這樣被別的文化取勝穿的，我們至今口服心不服，如果我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否有可能讓別人心服口服呢？

　　對此，我們有幾個問題需要弄清楚：

　　1.儒家文化能代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嗎？

　　2.以儒家文化來管理（治理）企業(yè)無疑是有效的，畢竟中國有兩千多年用其統(tǒng)治國家的案例，但是儒家文化數次被推翻和清算不是沒有道理的。

　　3.儒家的本質是要建立一套禮儀形式來達成穩(wěn)定，但這樣的穩(wěn)定只能是“牛頓時代”的穩(wěn)定。

　　4.道家文化的本質是物極必反、弱能勝強，穩(wěn)定態(tài)是“強者示弱”。

　　5.儒家文化的“領導藝術”與道家文化的“強者示弱”有什么區(qū)別，這里不打算就文化論文化，這方面的資料汗牛充棟，只是從管理理論的角度來提供另外一條“中國籍的整體管理”之路，以供與韓先生的《整體管理》進行比較：

　　管理的定義——涵括所有的“管理”

　　管理的對象——人、事、物

　　管理的方式——因對象而異：管物用“理”，管事用“制度”，管人助其成為“主體”

　　管理的效果——皆大歡喜：物歸其理、事事順達、企業(yè)家輕松、員工舒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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