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年兩會期間，有關經濟政策的討論歷來都是焦點話題。而今年在既定的從緊貨幣政策基調之下，各界討論的焦點則集中于如何選擇具體的從緊政策工具上。其中，是否要采取進一步加息措施成為了近期重點的爭論內容。

　　貨幣政策制定的“當家人”、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利率仍有上升的空間，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上卻頗具“藝術性”，需要考慮其利弊因素；而與這一觀望態(tài)度形成對比的是，待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則明確地呼吁，央行落實從緊貨幣政策需要“大膽加息”。單純依據(jù)教科書的條文，既然宏觀經濟出現(xiàn)過熱跡象，既然從緊的貨幣政策基調既定，那么動用加息這一價格杠桿可謂是順理成章。但正如成語所云的“過猶不及”，宏觀調控政策同樣也需要講究一個“度”字。事實上，任何經濟實體的運行都是一個有機而復雜的現(xiàn)實事物，利率水平絕非僅僅是一個冷冰冰的簡單數(shù)字，它的微妙變化和效果累加，將會讓現(xiàn)實經濟生活發(fā)生實質性的變化，這也正是加息的“藝術性”所在。

　　不妨先做一道算術題：從2004年10月29日本輪的第一次加息開始，央行共先后10次上調存貸款利率，盡管每次最多27個基點的漲幅似乎顯得“微不足道”，但累積的影響已經頗為深遠。以總額40萬元，期限為20年的住房按揭貸款為例，按等額本息的還款方式算，2004年五年以上貸款利率為5.76%，每月需要還款2810.62元，總還款為674548.33元，而2007年12月后貸款利率達到了7.83%，每月需還款為3303.56元，總還款為792855.50元。相比之下，歷次加息最終累積的總還款額增加近12萬元。更加形象地講，歷次加息的結果相當于讓購房者的開支負擔又增加了一部轎車。

　　“十次加息，損失一部轎車”，這對于任何一個工薪階層而言都絕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已有的加息政策影響由此可見一斑。更為關鍵的是，盡管房價一直畸形高企，但在“居者有其屋”傳統(tǒng)理念和改善居住水平的合理愿望推動下，中國百姓從來沒有放棄擁有一套屬于自己房子的夢想。正如前面所言，經濟實體都是有機聯(lián)系的，為了攢更多的錢作為買房的首付款，或者說去主動成為“房奴”，讓百姓不得不節(jié)衣縮食壓縮其他的開支消費。其結果是，一方面讓整個社會經濟發(fā)展難以建立起消費拉動的良性機制，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始終無法擺脫；另一方面，一旦物價出現(xiàn)向上波動，所帶來的社會負面影響就變得極為突出。

　　令人遺憾的是，后一種情況從去年開始明顯地突出化了。由于肉蛋禽等產品價格的持續(xù)上漲，居民對于食品類需求的剛性開支壓力激增。“攢錢買房子”的愿望與食品價格上漲形成雙碰頭，最終導致居民對于一年來物價持續(xù)上漲的問題抱怨不斷。更為關鍵的是，很多資深的經濟學者似乎并沒有從肌理深處去分析物價上漲的實質，而是簡單化地開出了“漲價即加息”的藥方。試問，加息之于因肉蛋禽供給不足推動的物價上漲，究竟意義何在？加息能夠增加豬肉、雞蛋、玉米、大豆等農產品(30.29,-1.60,-5.02%,吧)的供給嗎？更何況農產品價格上漲還具有一定恢復性上漲的理性需要。顯然，作為總量調控手段的利率政策對此束手無策。不僅如此，加息在讓房奴負擔加倍的同時，甚至因為提高了農業(yè)生產的資金成本，最終反而減少了相關產品的供給，成為推高食品價格的原因。加息實為南轅北轍的建議。

　　其實，教科書中應對宏觀經濟問題的手段往往是僵化的?，F(xiàn)實中任何經濟政策的選擇都必須遵循一個人性化的原則，對于當下的中國而言，那就是要盡可能多提高百姓的實質性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目前看似巨大的物價上行壓力，對于百姓生活的沖擊其實主要集中在房價和食品價格兩個領域。對此，百姓需要的是針對性的產業(yè)調控措施和財政保障資金的投入。與之相比，繼續(xù)所謂“大膽的”加息舉措，最終也不過只是讓建議者贏得形式上的勝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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